【论坛报告】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生论坛暨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大赛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晨晖学者李欣为论坛作题为《探索多模态数据与多元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的报告。李欣介绍了她深度参与的三个关于高等教育政策改革的研究项目。首先，她探讨了中国学生选择学校与专业时间点的政策改革，阐述了两种不同的录取招生制度：同时选择学校与专业以及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并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尝试的大类招生政策。通过问卷实验与文本数据的分析，发现学生对大类招生政策改革的行为反馈存在显著差异，招生优势信息对学生选择有显著影响，但学生在专业选择上面临信息摩擦与不确定性。其次，李欣利用行政数据与因果推断方法，研究了专业选择改革对大学生构成的影响，揭示了改革 对不同学生群体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李欣还分享了一项关于招生管理、招生与入学机会的研究，通过使用数据科学与创新方法，她收集并分析了美国高校招生活动数据，以探究高校在招生过程中是否真正平等对待所有学生。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林婕为论坛作题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研究生群体中的接受与应用——基于“双一流”S大学的实证分析》的报告。通过对双一流S大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该群体中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和使用率，但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算法偏见等伦理和安全问题。研究指出，性别和教育程度对研究生接受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显著影响，男性研究生认可度更高，认为其有助于提高效率，而女性则对使用风险更为敏感。硕士生更倾向于认为该技术有用且易用，而博士生则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态度。研究建议高校应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异化培训和技术支持，同时加强伦理教育，以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研究生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

  北京大学博士生徐浩天为论坛作题为《国际学生流动对精英学术职位获得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的报告。通过对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参与国际流动显著提高了博士生获得精英学术职位的概率，尤其是流动到科学发达国家和参与长期项目的情况下。然而，流动收益的异质性显著，低倾向性流动群体（如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获益更多，这挑战了传统认为优势背景学生获益更多的观点。研究还指出，国际流动机会本身存在不平等，不同家庭背景、学科和院校的博士生参与流动的机会差异显著。这些发现为理解国际学生流动对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并强调了制定包容性流动政策的重要性。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高婷婷作了题为《教学活动如何影响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表现？——基于传统课程、技能培训与校外实习的效果比较》的报告。研究指出，尽管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稳步扩大，但人才培养质量并未同步提升，高职学生面临学用一致率低、初次就业不稳定等问题。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显著促进高职生硬技能提升，而传统课程对软技能培养更有效；校外实习作用不够稳定，且存在质量门槛。研究建议高职院校应重视教学活动规模与质量，明确育人导向，并规范和充实校外实习过程，以提升高职生职业能力表现。

  南京大学博士生李文烨作了题为《情绪驱动下的拔尖潜能：深度学习与批判性思维的成长机制探析》的报告。该研究基于南京大学本科生学情调查及与物理学院的合作追踪数据，发现拔尖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高于普通学生，且这种优势在入学后进一步扩大。研究进一步表明，情绪因素如社会认同感、自我定位、使命感和意义感对拔尖学生的深度学习有显著影响，并通过深度学习间接影响批判性思维。特别是使命感和意义感，能直接增强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构建情绪-深度学习-批判性思维模型，研究不仅验证了拔尖计划的筛选有效性，还揭示了情绪在拔尖学生成长中的关键路径，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陆一老师作了题为 《追求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量化研究》的报告。陆一指出，量化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数据驱动，而应追求对重要教育现象的深刻洞察和理论贡献。她强调，好的理论创建需要对教育现象有深入把握，迭代和深化现有教育理论，并对教育议题的认识结构进行更新和重组。陆一以自己多年来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题开展的多项研究为例，从宏观教育体系再造到微观学情调查，层层深入，找到关键节点进行量化研究。她也指出，研究的起点并非数据本身，而是对议题的整体性理解和体系化思维。通过形成预判和假设，拆解问题点并进行操作化，才能开展有效的量化研究。此外，陆一老师还强调了概念生成和结论讨论在量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好的概念是理论的基石，应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绘变量和现象。在结论讨论部分，应深化对实证研究发现的理解，帮助读者进一步把握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量化研究应追求理论创新，而非仅仅停留在数据表面。通过形成体系化的思维、找到关键节点、针对具体问题讲故事、以及重视概念生成和结论讨论等方法，推动教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徐叶莹作了题为《专业匹配何以影响大学生学业成就：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视角》的报告。报告指出，专业匹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但当前大学生与专业不匹配现象普遍，影响学业满意度和成绩。通过分层回归和潜在剖面分析，研究揭示了专业匹配的现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发现学科类型、受教育层次等后致性因素对专业匹配影响显著，且专业满意度和学习投入在专业匹配与学业成就间起中介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将专业匹配细分为四类群体，发现仅高匹配度群体对学业成就有直接影响，其余群体则通过专业满意度和学习投入间接影响。研究建议优化学生与专业的动态匹配机制，重塑“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提高学生与专业的主观匹配度，从而提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复旦大学博士生万芮作了题为《青出于蓝：拔尖计划导师制中的师生关系及其育才效果》的报告。该研究聚焦于拔尖计划导师制中的师生关系及其育才效果。研究发现，拔尖学生群体在导师制下形成了四种师生关系类型：从游型、合作型、敬慕型和隔阂型。从游型师生关系表现为导师不仅在制度要求上给予指导，还在为人处世和科研兴趣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并建立起亲密的情感关系；合作型则通过简便方式构成科研合作，虽重视指导但不够密切；敬慕型中导师的权威感较强，学生较为被动；隔阂型则仅满足最低职责要求，缺乏个性化指导。研究还发现，随着拔尖计划从1.0到2.0的过渡，制度环境逐步成熟，敬慕型师生关系比例上升，隔阂型下降。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对学生的学术业绩和学术志趣产生不同影响，从游型师生关系在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术志趣上表现最佳。该研究为优化拔尖计划导师制、提升育才效果提供了重要参考。

  北京大学博士生陈紫琛作了题为《中美顶尖高校数学系博士生的培养比较：产出和就业》的报告。随着中美科技竞争的加剧，博士生培养成为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关键驱动力。研究发现，中国顶尖高校数学系博士生发表总量较高，但质量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且更多依赖导师指导，独立发表较少；而美国博士生则更注重质量与创新，独立科研能力更强，在顶级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明显高于中国。在就业方面，美国博士生更多选择高校教职，进入学术界的比例较高，且拥有更高的国际流动性；而中国博士生则较多选择博士后岗位或其他行业，进入学术界的竞争压力较大。研究建议中国应适当调整博士生培养模式，鼓励独立科研项目，增加国际合作机会，并增强博士生的跨学科和跨领域就业能力，以释放人才红利，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苏文君作了题为《研究生导师参与培训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研究中指出，尽管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扮演关键角色，且管理部门已充分认识到导师培训的重要性，但当前培训存在内容形式化、评价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导师参与培训的意愿普遍不高。研究发现，导师更期望培训能解决指导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而非仅强调形式与制度。培训期待、培训评价和培训收获对导师参与培训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当前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导师的个性化需求。此外，性别和担任导师时长也显著影响培训意愿，女性导师参与意愿更高，而担任导师时间越长，参与意愿越低。研究建议应立足导师实际需求，动态确定培训目标，并针对不同导师群体实施差异化培训，以提高导师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实效性。